由于中医药治疗肾病具有特的地位，而中医理论是基础，脏腑学说是其核心。小编对古代医家有关中医肾和肾病的论述进行了初步的发展脉络梳理，带大家一起看看古代医家对肾病有哪些认识。

先秦时期肾的藏象理论基本形成公元前2 世纪末成书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肾、泌尿系疾病的记载。如帛书中有痛于脬及衷、痛已，类石如泔从前出等，并列有石韦、葵种、牡荆等通淋排石药物。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了肾的解剖部位和生理功能，如《素问逆调论》曰:肾者水脏，主津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肾生骨髓，提出了肾对水液代谢及骨与髓的影响。书中将水肿病分为水与肿两大类，对其病因、病机、症状、治疗等作了精辟的论述。如《素问六元正经大论》指出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跗肿。而《素问水热穴论》则指出了劳倦伤肾，不能化水而成水肿，勇而劳甚则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跗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对水肿的症状，《内经》也有详细的描述，如《灵枢水肿》中水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乃成矣。

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并分别论述了病在肺、脾、肾的上为喘呼、时咳、喘疾咳，脾乃大，足胫肿、少腹肿的临床表现。对水肿的治疗《内经》虽无具体方药，但指出了治疗原则，如《素问汤液醪醴论》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

汉代初步构建了肾系病的辨证论治模式在汉初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有肾、泌尿系病例。如用火齐汤治疗不得前后溲和溺赤，用柔汤治疗不得小溲，灸足厥阴之脉治遗溺、溺赤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许多内容涉及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对水肿列专篇进行讨论，对于水肿分风水、皮水、正水、石水等，并在治则上指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对风水、皮水的具体治法上则侧重于解表，结合利水，如越婢汤、越婢加术汤、防己黄芪汤、防己茯苓汤等。同时认为痰饮与水肿有转化关系，当痰饮病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也可并发水肿，如痰饮病篇的溢饮证，并列有苓桂术甘汤、十枣汤、己椒苈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方治。在《伤寒论》中，水气病治法有温阳利水、育阴利水、化气利水、调畅气机、散结逐水、化饮利水等6 法。此外，对于淋证的症状描述为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提出了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的治疗原则，并创制肾气丸和真武汤。

晋隋唐宋时期肾系病的病名、病因病机、辨证和方药得到了发展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有水肿病。

如《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卒身面肿满方二四》指出:治卒肿满，身面皆拱大方。大鲤一头，醇酒三升，煮之令酒干尽，乃食之。勿用醋及盐豉他物杂也，不过三两服，瘥。

隋唐时期，对肾、泌尿系疾病的病名、证候特点、病因病机、辨证认识更加系统，辨证更为深入，并创制了许多方剂。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论述了泌尿生殖病的病机证候: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容砂石，指出石淋的病源在肾，并明确提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还次把水肿作为各种水病的总称，认为水病者，由脾肾俱虚故也。肾虚不能宣通水气，脾虚又不能制水，故水气盈溢，渗液皮肤，流遍四肢，所以通身肿也。令人上气体重，小便黄涩，肿处按之，随手而起是也，并一次提出肾劳的病名。

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继承《内经》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理论与张仲景学说治疗水肿病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发汗法每以麻黄、防风、生姜、活之类发汗解表，并常与健脾补肾、益气固表、淡渗利湿、化痰理肺之类药物配伍联合应用，表里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肿。利水法常结合辨证，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药，泻下消肿的方剂有猪苓散、中军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同时，孙氏还在书中记载有用外治法和饮食治疗水肿的经验。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甚佳。食物有食物和药者或制饼而食者，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与酒煎服、乌豆为末做粥等。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鲤鱼、羊肺、猪肾熟制或加入药物而食者，均在调治水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早运用了导尿术，《千金方》记载为:凡尿不在胞中者，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 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即愈。并对水肿治疗提出了应重视饮食调理，大凡水病难治，瘥后特须慎于口味。又复病水人多嗜食不廉，所以此病难愈也。

宋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水肿叙论》提出:原其所因，则冒风寒暑湿属外，喜怒忧思属内，饮食劳逸背于常经，属不内外，皆致此疾。治之当究其所因，及诸禁忌而为治也，分析了水肿病的成因。严用和在《严氏济生方水肿门》中用阴阳辨证，分治阳水和 :然肿满慎于下，当辨其阴阳。 为病，脉来沉迟，色多青白，不烦不渴，小便涩小而清，大腑多泄，此 也，则宜温暖之剂阳水为病，脉来沉数，色多黄赤，或烦或渴，小便赤涩，大腑多闭，此阳水也，则宜用清平之药。此外，宋代编制的方书中也包含了许多治肾病良方，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治淋证的八正散、五淋散、石韦散，治水肿的参苓白术散，《济生方》中有治血尿的小蓟饮子等。

金元时期肾的藏象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金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以右肾命门为小心，乃手厥阴相火包络之脏，与手少阳三焦为表里，见于右尺，二经俱是相火，相行君命，从而提出命门相火问题。张元素以命门相火代替心包络与三焦相配，在《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除五脏六腑外，特立命门: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铅，主三焦元气。在三焦部说: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元朱震亨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创立补肾水、降阴火之大补阴丸，以治疗阴虚火旺之梦遗、赤白浊等生殖系疾病。

明代肾的藏象理论发展已臻成熟明李中梓在《医宗必读水肿胀满论》说:肾水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属于肾。如果肾的阳气虚弱、气化作用失常，蒸腾、固摄不力，可发生小便量特多，以及遗尿、小便失禁等症;温化、推动无力，可发生尿少、水肿等症。在《病机沙篆》所谓血之源在于肾，即指肾精的化生血液作用而言。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对肾病的诊治已涉及浮肿、腰痛、淋证、尿血、癃闭、关格等。明代还进一步发展了命门学说。如孙一奎认为命门元气不足可致三焦之气不足，其病变涉及上中下三部，上为气不下纳，中为水谷不化，下为清浊不分，故可出现肿胀、喘满、中满、瘾闭、遗溺、小便不利、失禁、消渴等证候，并创制壮原汤、壮元散等方，以温补下焦命门元气。赵献可对命门之病所涉范围的认识更为广泛，诸如血证、痰证、喘证、消渴、中风、中满、遗精、发热以及五官等部位多种疾患，其重要机制就是命门先天水火失调，并用六味丸和八味丸以分治。张介宾根据命门水火为五脏六腑之化源，故命门元阴元阳的亏虚是脏腑阴阳病变的根本，并根据其阴阳互根、精气互生之理创制左归丸、右归丸等治命门纯虚证的方药。

清代肾的生理、病理和藏象理论更加完备清代对肾的生理和病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张璐在《张氏医通》指出: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张志聪在《侣山堂类辨》中指出:血乃中焦之汁，流溢于中以为精，奉心化赤而为血。但是在血液的生成过程中，肾中所藏阴精也可生髓化血，成为血液之源。周学海在《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说髓与脑，皆精之类也，故髓的虚实与肾中阴精的充足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寿棠《医原五行生克论》说:肾中真阳之气，细温煦育，上通各脏腑之阳;而肾中真阴之气，即因肾阳蒸运，上通各脏腑之阴。林佩琴《类证治裁喘症》中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矣。。何梦瑶《医碥》说:气根于肾，亦归于肾，故曰肾纳气，其息深深。肾主纳气的功能，就是肾主封藏功能在呼吸运动中的具体表现。

其物质基础乃是肾中之精气，而肾受藏了清气，又是维持肾气充足的条件。李用粹则全面概括了中医治疗水肿的具体方法，在《证治汇补水肿》中提出治水之法，行其所无事。随表里寒热上下，因其势而利导之，故宜汗、宜下、宜渗、宜清、宜燥、宜温。六者之中，变化莫拘。

讨论综上所述，中医肾的生理、病理和对肾系病的诊治经过历代医家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阐述肾的生理功能离不开肾的精气阴阳。肾之生理功能极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主藏精、主水、主纳气。肾主水，是指在肾的主持下，与肺、脾、膀胱、三焦等脏器协作完 体水液代谢。如肾脏病无论原发还是继发，均以水液代谢失常为主，其本均在肾。肾与其他脏腑在生理上有密切联系，有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之说。肾激发、维持全身各系统正常的生理功能，而各个系统活动的异常亦会影响到肾。如高血压病中肾性高血压归之于肾;而对于原发性高血压，国外学者及大量动物实验亦提示与肾密切相关。中医对肾的认识还包括主藏精，主生殖、生长、发育，主骨生髓充脑等。肾的主要病理有肾气不固，封藏固摄之权减弱，精关不固或膀胱失约，出现滑精，或尿频遗尿; 肾阳虚衰，温煦失职，气化无权，因而发生畏寒肢冷、性机能衰弱以及水邪泛滥等;肾与膀胱相表里，膀胱湿热，阻碍气化，则小便滴沥不畅;热盛则尿赤，湿盛则尿浊，湿热伤及阴络则尿血。